我叫王得燦，來自六盤水市中醫醫院泌尿外科。

年少時，總盼著能穿上白大褂，模糊認定“外科醫生”是枚能“治病救人”的符號，卻從沒想過這四個字里藏著怎樣的千鈞重量。直到醫科大學報到那天，我跟著百十來號新生一同舉起右手，“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”的誓詞從喉頭滾落，指尖攥緊的白大褂衣角突然發沉——原來這不是夢想的終點，而是一場要用一生去踐行的承諾，從宣誓的這一刻才算真正啟程。

初入泌尿外科的第一天，我跟著主任站上手術臺，協助完成一臺前列腺電切術。這是臺微創手術，手術燈的冷光裹著消毒水的氣息，落在擺滿電切鏡、導絲與沖洗管路的器械盤上，精密的內鏡器械泛著柔和的金屬光澤。主任目光落在顯示屏上，輕聲說“遞電切環”，我盯著那枚小巧卻關鍵的器械，慌得指尖都有些發緊，監護儀上患者平穩跳動的心率，竟趕不上我掌心的震顫——原來第一次真正靠近“生命”，是這樣既緊張又滿懷敬畏。

真正獨當一面的那個深夜，急診室的平車匆匆推來一位70歲的老人。腎結石梗阻引發的感染性休克，讓他的血壓一路跌到80/50mmHg。我盯著CT片上那顆牢牢卡在輸尿管上段的結石，突然想起主任常拍著我肩膀說的話：“泌尿科醫生得有兩顆心——對病灶要夠狠，對病人要夠軟。”三個小時的碎石取石術，我全程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當導尿管里終于流出清亮尿液的那一刻，窗外的天剛好蒙蒙亮……我靠著墻緩緩站穩，才發現白大褂口袋里的聽診器，竟沉得像剛接過一份燙手的生命契約——原來“主刀醫生”這四個字，從來不是靠頭銜撐起，而是用患者沉甸甸的信任一點點堆起來的。

當上科主任的頭三年，我常覺得自己像個停不下來的“陀螺”。從前，只需守在手術臺上，琢磨怎么把電切精度控得更準、把結石清得更干凈；如今，卻要盯著科室的梯隊建設表，逐字逐句給年輕醫生改手術方案，連手術室的排班表都要反復核對好幾遍。有時路過手術區，聽見年輕醫生在討論病例，突然發現自己早已從“握器械的人”，變成了“扶他們握穩器械的人”——原來科主任的責任，不只是把自己的手術做好，更是讓更多人能接好這份“守護生命”的接力棒。

去年冬天，一位復診的老爺子揣著一袋橘子找到我。他枯瘦的手緊緊攥著粗布口袋，橘子皮上還沾著田埂里的濕泥，臉上笑出了滿臉褶皺：“王主任，我現在起夜再也不用扶墻了，這橘子是自家地里種的，甜，您嘗嘗！”看著那袋還帶著泥土氣息的橘子，我突然想起當年帶教老師捏著內鏡導管說的話：“咱們修的不是冷冰冰的‘管道’，是老百姓過日子的‘舒心路’，通不通暢，他們的腰桿最清楚。”診室墻上掛著的錦旗，有的邊角都已經磨白了，但每次看到，心里還是暖烘烘的——原來醫生的成就感，從來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不過是患者一句樸實的“舒服了”。

現在，站在科室門口，常常能看見年輕醫生圍著病例討論，他們眼里的光，像極了當年剛入行的自己。這些年，內鏡的鏡頭磨得越來越亮，白大褂肩頭的褶皺卻疊得越來越深。但只要門診叫號器“叮”地響一聲、只要手術燈再次亮起，我握起內鏡操控桿的姿勢，仍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上臺時一模一樣：指尖微扣，掌心滾燙。原來有些東西，從來都沒有變過——那份“疏通痛苦、守護生命”的初心，早在我舉起右手宣誓的那天，就已經融進了白大褂的每一根棉線里，隨著歲月沉淀，愈發清晰而堅定。（六盤水市中醫醫院 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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